医药人生:异国的风与故乡的云——何如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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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32岁的小张,是杭州一家互联网的程序员。因为长期对着电脑加班熬夜,落下了颈椎病,一发作便疼痛难忍。几年前,小张就为这病去过医院,记得当时医生给他开了叫布洛芬的药。后来又发作时,小张觉得去医院太麻烦,便决定去药店自己买。

没想到一去药店,小张顿时觉得一头雾水。原来这布洛芬竟然有五六种品牌,无从选择。

买哪种?小张买过贵的,也买过便宜的,每次药效和中彩票似的,说不清楚哪个最好。因为发病太耽误工作了,久而久之,小张也不愿折腾,总买最贵的。虽然心疼,但越贵总效果越好吧?

小张这样的经历,相信许多人在前些年都碰到过。

拿小张买的布洛芬来说,中国批准的布洛芬片剂有438种,胶囊39种,缓释片45种……

圈外人不会去深究为啥一个药房要有这么多种同名药,只知道要买进口的,没进口的,就买国产最贵的。假如遇到较真的人,上网搜下同名药品种类,一定会被种类之繁多震惊到。

这种医药奇观,圈内人戏称为中国式仿制药奇观。

其实,在这样的“奇观”背后,是当年整个中国医药体系的痼疾。

一些医生收受高额国产药开药佣金;普通患者缺少对药效的知情权和选择权,只能遵医嘱或者在药店听“推销员”推销;药企无心研发,销售费用巨大,社会形象恶劣,利益输送盘根错节,药企本身其实也苦不堪言……

这种痼疾最后引发的严重后果,就是老百姓用不到好药,用不起好药,甚至于用不起真药。医院药房,被各类没有临床依据的“辅助用药”占据,医保资源白白被浪费。

好在,这种现象正在悄悄改变。

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认证标识

在不久的将来,小张会听到一个叫“一致性评价”的词。他可能不会去理解“仿制药和原研药药效一致”的真正含义,但他知道,只要看见包装上有“通过一致性评价”的小蓝标,这就是一款真正有效果的放心药。

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医药行业变革,一致性评价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。小张一定会感谢推动这一改革的人,但这事情理解起来有门槛,不像马云创了阿里,任正非造了华为这样直白,所以他也没法感知,在买药时发生的一个个“小变化”背后,承载了多少人做出的努力和坚持。

这其中必然有不少无名英雄,但是,何如意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显眼的位置。

FDA

何如意是在这场变革一开始便参与进来的人之一,于2016年开始担任CDE首席科学家。在任职之前,已经在FDA工作17年,身居要职。

从各个角度来看,何如意接受这份任命都带着一丝孤注一掷的意味。

任职时,何如意已过知天命之年,已经不算是经得起折腾的年纪。再加上妻儿都长居美国,两个女儿还在读大学和医学院。孤身一人来到北京,没房没车,相当于成了名副其实的北漂。

回国的挑战来自方方面面。中国变化很大,长居美国,对国内的情况,甚至不少常用语汇,都感觉陌生。在采访中,何如意笑称,“连中文打字都要慢慢习惯起来。”

在回国前,不少人劝何如意不要抱太大期望,靠其一己之力,能做的很少。但他还是想要试一把。现在回过头看,何如意自己都惊讶这几年的变化,落地了这么多实质性的指导原则。

而当一个人能闷头为一个目标努力的时候,他的出发点往往比所有人想得都简单。对何如意来说,每个片段零波的人生经历,都是在圆医者仁心梦。

 

从医之路:从中国沈阳到美国马里兰

面对采访,何如意最常说的一句话是:作为一个医生……

他在内心深处,似乎对自己的这一重身份最为认同。

何如意的人生经历都是和治病救人联系在一起的。

恢复高考

1978年,他在沈阳初中毕业,正好赶上恢复高考,成功考入中国医科大学。

那个年代的个人发展轨迹,是很难完全跟随自我意志的。进入医科大学读书,是何如意第一次对自己命运的主宰。

在他8、9岁的时候,父亲曾得过腰间盘突出的病,腿疼走不了路。这在现在看来是很稀疏平常的病了,但在当年,全国医疗水平还停留在“赤脚医生”制度时期,全家人陪着父亲四处求医而不得其法。一家之主失去了劳动力,这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可想而知。

几经周折后,找到沈阳骨科医院的一位著名医生,父亲去做了简单的检查,马上就确诊了。这件事情对何如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成为一名医生,给家人治病,给别人治病,那时就成了他的理想。

完成了中国医科大学的五年本科学习后,何如意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文革后第一批临床血液学研究生,他终于有机会帮病人看病了。

文革结束百废待兴,偌大的沈阳找不到几个可以实习的医院。老教授便带着一帮学生,来到沈阳周边的本溪钢铁厂,在工厂的附属医院进行教学。

在实习的一年中,何如意看了无数病人,他更加确信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。

1978年7月7日,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、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瑞斯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了会谈,经过多轮磋商,决定中国和美国互派留学生,拉开了中美两国学术交流的新时期。

随后每年,中国各大高校都会推选拔尖的学生去美国交流学习。1986年,何如意在硕士毕业之前,便在几千人中脱颖而出,被学校选定,公费公派出国。

何如意说,自己当年也不知道机会为何落到自己头上。何如意硕士期间研究的是造血干细胞方面的选题,他笑称,如果当年不出国,继续深耕这一领域,或许早就实现财务自由了。

采访过程中,我们也半开玩笑地问他:那你后悔当年出国的这个决定吗?

何如意依然微笑,但语气很坚定:绝对不后悔。

他说,其实,自己最感谢的正是教授们给了他这个名额,出国见了真正先进的东西,才积聚了再次回国后可施展的能量。

NIH

1988年,何如意前往NIH国立卫生研究院,成为留美访问学者,从事临床试验研究工作。几年下来,积累了大量临床试验的经验。

FDA十多年:通往专业主义之路

在美国NIH工作了一段时间,何如意就开始备考美国医师执照。

临床试验对语言要求不高,工作也很轻松。但何如意总觉得差些意思,做一名医生依然是他心中解不开的情结。

这辈子,大概就和临床医生死磕到底了。

何如意笑称,在他经历过的无数场考试中,美国医师执照最最难考。以前在中国学的理论用不上,等于要用英文重新学一遍美国医学院的课程。而由于对本国医生的保护政策,执照考试对外国人有诸多限制,考试难度又提升不少。最重要的,为了生活,何如意白天必须继续在NIH工作,只能用晚上的时间学习。

 Howard University Hospital

重重困难下,经过两年努力,何如意通过了全部考试,在华盛顿特区的Howard大学医学院完成内科见习医师及住院医师的工作,并获得内科执业医师证书,开始了他的美国行医路。他目前还持有美国多个州的行医执照。

美国行医经历异常重要,尤其是在中美两国的对比之下。

改革开放,中国从一个由共产主义价值观指导的社会,变成了一个“类市场化”的社会。一时间,各类思潮混杂。尤其是90年代市场化的医改,在提供了更多、更好的治疗选择的同时,也导致了种种混乱。其后制药行业风灌满楼,病入膏肓,其实也在此时埋下祸根。

大洋彼岸,何如意接受了专业化的临床医生的系统训练,这是思维方式、行医技术的全面培养。在将来,当何如意回国指导药品改革,尤其是创新方面的改革时,这种实际的临床经验将会发挥重要作用。

行医济世,圆了何如意幼时治病救人的梦,但病人圈子相对固定,影响力也终归有限。百年前鲁迅弃医从文,从拯救个体到解救民族,临床医生也有机会释放更大的能量。何以为之?

何如意把目光投向FDA——通过帮助企业生产更多好药,或许更能体现自身价值。

在NIH工作积累的临床试验经验,以及内科医生经验,成为其进入FDA的敲门砖。1999年,何如意加入了美国FDA担任临床意义审批官的职位,之后在FDA的不同部门均担任过职务,一共待了17年。

事实上,FDA技术官员大部分为公务员身份,待遇基本相当于美国大学副教授/教授,属于美国高收入阶层。何如意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干到退休。

直到有关领导找上门来。

 

因改革而回国:熟悉美国的中国专家

2015年,毕井泉就任食药监系统一把手。

《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》为标志,饱受诟病的中国制药行业被“架上”手术台,开始接受一场彻底的“毒瘤切除术”。以前的各种乱象:仿制药质量低下,造假现象普遍,药品审批积压严重等,都被放上台面来讲。

8月29日,毕局长发表讲话,用了最大篇幅,谈论始于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,将如何“逐步拓展为药品监管制度的全面改革”。一言以蔽之,改革方向有三——鼓励创新、提高质量、降低药费。2017年8月的第十一届药典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,他用5个字概括了这场前所未有改革的总目标:与国际接轨。

狭义上解读,中国药监与国际接轨,第一步便是要与美国FDA接轨。毕竟,FDA成立百年,早已成为全球业界风向标。中国若要学习西方,逃不开采用FDA的先进经验。

何如意是最好不过的人选。

何如意,是少有的,真正接触到FDA体制中心的中国医药专家。

究其原因,就要说到中美两国药监体系的巨大差异。

长期以来,中国作为仿制药大国,临床试验需求一直不被重视,创新项目未受到鼓励。对临床的核查还停留在数据“真实性”层面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贝达、百济等真正从事创新的国内药企反而步履维艰。百济神州2011年初创时,国内外十几位生物博士在租来的平房中埋首研发,但当时业界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的“梦想”,团队甚至无法按期缴纳房租,其间辛酸可见一斑。

而在何如意看来,美国FDA对临床的监管是全流程的,更注意临床试验各方各个角度对GCP的遵从,从规范性方面规避真实性问题。

从这一角度出发,FDA要求临床评审人员必须有美国临床医师执照,并鼓励临床评审人员在担任职务时,继续从事临床医生的工作。只有这样,才能保证临床评审人员能够了解到专业领域最尖端的治疗方法,避免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。

何如意提到,美国FDA的临床医生需要和企业一起设计临床试验方案,探讨如何在最简练的步骤下,最快地通过试验将新药推向市场。在美国工作期间,学得最多的,就是如何把思想理念贯彻给企业。

而像何如意这样,同时拥有临床试验和一线医生从业经验的专家,在FDA也并不算多。 因为注册医生几乎不会再花时间跑到研究室做科研,而科研人员也大概率一直从事研究线。复合的能力,也让他在FDA有机会进入多个部门工作。他在血液科及胃肠道科都担任过新药审批职务,负责审批了许多新药试验申请和新药上市申请,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药审批专家,并担任了消化及罕见病新药审评部的副主任,负责整个审评部的审批决策工作。期间也被借调到FDA政策制定办公室及仿制药办公室参与FDA药品审批政策的改革,并起草多个FDA的工业指南。

冥冥之中,每段经历都有意义。

中国制药行业很落后,需要被拯救。乱世出英雄,人才的作用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,总是异常突出。

有领导曾对何如意说,现在是回国干点实事的黄金时期。再早,没有施展的空间和土壤;再迟,或许就无法发挥先锋的作用。

何如意心动了。

2016年7月,何如意加入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,担任首席科学家。

其实,15年年底,何如意曾回国考察。虽然深知中美之间的差距,但国内医药业的现状还是让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
从时间维度看,相对于美国药监,我国近现代药品监管法律体系的建立几乎与其有六、七十年的差距,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起始时间也差了三、四十年。

从药品审评技术标准体系上看,中国完全脱节于国际水平。何如意在其后几次会上给出过数据:西方发达国家发布且有效的指导原则共有2461个,而这几年我们“拼命”翻译并在CDE网站发布的才400多个。还差2000多个指导原则没翻译。

何如意曾与记者直言:“到今天这个状态,再不彻底扭转,老百姓会彻底不信国产药了!”

他当时的回归,曾引起媒体舆论的巨大反应。作为唯一一位在FDA和CDE均有领导经验的专家,在改革的节骨眼上担任要职,大众的关注与期待可想而知。

“最终目的很朴素,给中国老百姓真正创造福利”

这是28年后的再度回国。28年前求学是为了帮人治病,28年后用另一种方式,或许帮助了更多人。

机缘就是这么神奇。

大众对于医改的期待也没有落空。近几年,确实成为国内医药创新快速发展的年头。

不少在此前步履维艰的药企,近年来获得越来越多的突破。以前文提到的百济神州为例,经过一批批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,实现了曾不被人相信的梦想,实现我国抗癌新药的零突破。

与此同时,越来越多的创新人才也在不断回到这片创新热土。除了百济神州以外,君实生物、信达生物等不少明星生物医药研发企业,均有大量的海归人才。据媒体报道,如抗体高通量筛选、CHO高表达、单抗药物的大规模生产等技术,十年以前在国内极具挑战,现在已成为所有生物药物研发企业的标配。

何如意在职的两年多时间,出台了多项指导原则,他是正儿八经带回了FDA经验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太清楚FDA哪些做法是可以用在中国,哪些是没必要强套的。鲁迅在《拿来主义》里说的要“沉着,勇猛,有辨别”地学会“占有”和“挑选”,放在这里,就是要改革者对中美两国的药监体系均有深刻的理解。

不过,在何如意看来,国内在医药研发以及医药监管方面的创新还有不少路要走。他尤其关注医药监管的科学性。他认为,医药监管在中国仍然属于新事物,相关人才较为匮乏;而在不少发达国家,其实监管科学已经是医药专业领域的一门科学。目前,何如意一直兼任清华医学院医药监管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,在他看来,我们不应该只从行政的角度理解医药监管,而是应该引入更多科学方法。这也是未来他想要持续去做的事情。

药审中心较少接触媒体,但何如意上任之后,做了多次公开演说。有人讲他这是在借着职务为自己打造个人IP,为之后仕途铺路,他却不以为然。

因为药审中心改革动作又快又多,对药审政策大家都在猜,何如意觉得有很多角度的报道,都是不全面或者不太正确的。他认为,做一个正面的宣传引导很重要,要多交流,更好地促进工作落地。“最终目的很朴素,一切为了给中国老百姓真正创造福利。”“要向业界解读,而不是让人家猜;我们需要反馈修订指南,提供服务。”

2019年年初,何如意正式加入国投创新医药健康投资团队,并作为首席科学家参与新药项目研判。在体制内,何如意处在高高在上的权力中心,但到了企业后要落地很多具体的事情。何如意的这次身份转换,其实完全符合他在美国培养起来的推动力和执行力。

关于目前的工作状态,何如意觉得一切挺好,可发挥的空间还很多。只是有些对不起家人,他觉得回国这件事,对家人来说,还是一个“有些自私的决定”。采访当日离感恩节不远,他说感恩节必须得回去一趟,“怕两个女儿会不理我”。

不处不可久者,不偷取一时。不管是个人还是行业,变化都是常态。至少目前来看,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
医药人生——异国的风与故乡的云:

汤丽娟

廖进明